北京女子自曝与美国将军的婚后生活
柳暗花明
租车！又蹦出一个租车的问题！我是不折不扣的车盲，问了萧燕才知道，应该找四轮驱动的越野车，这样一旦走进沙地才有保障。可是，问了一家车行，说来科威特的记者们已经把这种车几乎全部租走了。又问了好几家都没有，好不容易碰到一家有车的公司，却要2000美元现金做押金。出差这久，我的信用卡早刷爆了，只好放弃。
心情低落到极点，找个空闲的时候自己倚着墙叹气。这时，一个圆脸、黑眼睛的年轻人叫住我：“你是想要去纳西里耶吗？”“是啊。”我苦笑，“但恐怕我们赶不及他们这一趟了。”“让他们先去。你有兴趣跟我们去吗？”“你是？”我的耐心和热情经过这一整天的折腾已被耗尽，完全没有精力再和任何的“可能性”打交道。“我姓色拉比，为伊拉克国民大会党主席色拉比工作。”
原来他是伊拉克最主要的一个反对党、伊拉克国民大会党主席色拉比的侄子！这个党派非常活跃，在美国的时候，我就采访过他们常驻华盛顿的代表。他这次来科威特就是来物色一些记者，带到纳西里耶去报道色拉比即将在那里开始的竞选伊拉克新总统的活动。“我听欧广联的人说你很想去，我们大概这一两天出发，你愿意加入吗？”
我绝对不敢相信好运就可以这样从天而降。我坚持要看小色拉比的证件好说服自己。结果他有美军发的记者证、新闻官员的工作证等好几张，上面都印着“色拉比”这个名字。我立即打车到科威特国防部的新闻处，必须在明天天亮之前拿到出境许可，才可能保证和小色拉比一起出发。
新闻处与国防部本部不在同一个院子里，所以这里的戒备比较松。门口站岗的士兵看我晃晃记者证就放下了端起的步枪，让我进到大厅。我和一个好像是传达室的门房说，我必须拿到出境许可。他半天才明白，让我等着，他去汇报。等了半天，他回来却是两手空空：所有的申请都还在国防部本部待批，明天才拿回来。我催着说，我必须在今晚拿到，因为明天就可能出发去伊拉克了。他说不过我，干脆把我带到一个办公室找负责的军官。可是办公室里空无一人。
不一会儿，从办公桌后面的一个门里，走出一位睡眼惺松的中年人。显然刚刚睡醒──或是还在半睡状态。他理也没理我，径直穿过办公室走出去。一会儿，从楼道里传来冲马桶的声音。不一会儿，他又走回办公桌后面的门里。我正担心他大概又回去接着睡了。这时，只见他换上军装出来，坐在办公桌后面穿袜子，并开了口：“我们从开战以来就24小时轮流值班，连家也回不了，实在太累了。”啊，原来是我错怪人家了！“你有什么事？”他问。
我把必须今晚拿到出境许可证的事重复一遍，求他帮忙。他重复一遍官方回答，说所有的申请都要由总部审批，不是他催催就可以拿回来的。我坚持说他一定有办法“起死回生”，说我就在这里等着，直到拿到我的证件才走。他给逗笑了：“你愿意等，就到大厅去等好了。”我只好回到大厅“静坐示威”，不时跟一帮站岗的小兵闲聊。他们都问：“你一定要去伊拉克干吗呀？那么危险的地方？”我说，好多中国人等着看从伊拉克发出来的消息呢：“我不能让13亿人失望啊！”他们出神地听着，被“13亿”这个庞大的数字震住，然后摩拳擦掌地说让我放心，他们一定帮我把这件事“搞定”。我不知道这些士兵和他们长官的交情有多深，但是快10点的时候，刚才的军官派人传话，说决定现在就派人去本部取所有的申请材料，拿回来在新闻处找人加班盖章，让我过了午夜之后再打电话来问。我正好借这个机会再去找租车公司，终于定到一辆小型的三菱越野车。凌晨两点半，我去国防部拿到了出境许可证。（15）
“我可以拿一样萨达姆的东西留作纪念吗？”我实在喜欢那个糖果盒。“随便拿。”周林大方地说，“这儿一切都是我们说了算。”萨达姆用的是中国墨水2003年4月15日巴格达萨达姆行宫
昨天和新闻官周林说好，今天带我们去看萨达姆的一个行宫。路上一直在想象着萨达姆的宫殿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不知是不是像《天方夜谭》的故事里描写的那么金碧辉煌？
其实建筑的本身并没有那么动人心魄，比起北京的故宫、伦敦的白金汉宫，这座全部米黄色、镶有绿色玻璃的行宫看上去实在单调，连最简单的伊斯兰教装饰都没有。但是这是一座非常宽大的建筑，有一种彪剽悍和威严。
最引人注目的是宫殿正对我的右侧被炸开一个豁口，好像很干净整齐的一件衣服上有一块又脏又丑陋的补丁。“这是空军还是海军炸的？”我问。路过的一个军官说，空军、海军的炸弹都有：“当时的情报说萨达姆在这里，所以炸了好几次。”
走进宫殿，被炸的一边景象狼藉。剥落的水泥半挂在墙上，仿古家具残缺地被埋在废墟里。保存完好的一边被美军占领用作办公室和宿舍。在门口值班的战士坐在一把古老的欧式扶手椅上，办公桌上雕着讲究的图案，旁边是一台精致的水晶落地灯。“想不想看萨达姆的卧室？”周林带我们上楼。卧室的光线充足，几扇宽大的窗户敞开着，外面是底格里斯河岸的风景。卧室里的家具已经被全部搬走，除了美军的行军床之外，只剩下两张镶着金色镜框的大镜子。
旁边的洗手间里到处是镶金的装饰：镜子、水龙头、马桶盖……只是太久没人清洁，往日的光辉已不在。“太可惜了，”周林说，“这里没有水，不能用厕所。这恐怕是我一生中惟一能坐上金马桶的机会。”
离开气派的行宫，我们来到了风格迥异的总统观礼台，从一个不起眼的小门进去。入口附近的地上铺满了各种尺寸的子弹壳，还有没打过的子弹。周林说，他们曾经在这里和共和国卫队发生过激烈的枪战。我忙着捡子弹壳作纪念。观礼台里面一切的装饰和布置都强调了萨达姆政府军权至上的尚武思想，从阿拉伯传统的八角图形到冷峻的大理石墙面，到萨达姆身穿军装的各种照片和雕像。像所有的政府办公楼一样，美军查抄了这里的绝大部分陈设和文件数据，但是在萨达姆的专用办公室里却留下了他的办公桌。我摸摸桌子光滑的表面。“哇！”我突然叫出声来：桌上有一瓶上海出的英雄牌墨水！“你看看，连萨达姆都用我们中国出的墨水！”我拿着那个墨水瓶仔细端详。
经过再次搜查，我发现办公桌一侧的文具盒里还有一盒台湾出的曲别针，另一个桌子上有一个德国出的精巧的糖果盒。“我可以拿一样萨 达 姆的东西留作纪念吗？”这是我第一次开口要纪念品，因为实在喜欢那个糖果盒。“随便拿。”周林大方地说，“这儿一切都是我们说了算。”
我正恨自己搬不动大厅里漂亮的阿拉伯式吊灯，周林又补充说，如果我有什么看上的东西拿不动，他可以找士兵帮我搬走。
穿过只有萨 达 姆和他的亲信们才能进入的会议室，我们来到萨 达 姆曾经指点江山、傲然于世的总统观礼台。观礼台上一个小小的讲台就曾经是这位伊拉克的大 独 裁 者专用的政治舞台的缩影。这个一度代表了伊拉克最高权威的讲台现在却沉默了。
从讲台向阅兵场望过去，当然没有一个伊拉克士兵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美军的坦克。那种不可阻挡的气势令广场上双刀雕像顶上飘扬的一面伊拉克国旗显得那么势单力薄，我猜如果萨 达 姆看到这幅景象一定是痛心疾首。（16）
萨尔邀请我们去他家看看。我和萧燕高兴地请他上车带路。打开车门，我突然发现，我的座位旁边空空的。“我的背包不见了！”我大叫。抢汽油
2003年4月16日巴格达
去巴勒斯坦酒店做联机的路上，看到一队伊拉克人在游行。他们有的举着“美国人离开伊拉克”的标语，有的组织大家喊口号，情绪激昂。
在巴勒斯坦酒店外，照例有里三层外三层的伊拉克人围住站岗的美军。在美军的翻译走近时，他们就大声说起阿拉伯语，还不时夹杂着激动的手势。我问一名美军：他们在说什么，为什么那么愤怒。“大部分是在找工作。”美军说，“有的也想说明他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新政府。可跟我们说又有什么用呢？”
由于我们驻地附近的地面上各种的弹壳太多，才来了三天一个轮胎就被扎破。一个坦克兵帮我们换上了备用胎，所以联机一结束就马上去买轮胎。
我不知道萧燕在一个没什么路标、全是阿拉伯语的大城市里是怎么找到这家轮胎店的。我们来的这一家是仅有的营业的两家店之一。萧燕买轮胎的时候，我和两个小男孩聊起来，其中一个12岁的用简单的英语说，学校已经停课很久了，他一直呆在家里，很想去上课。我问另一个10岁的男孩，怕不怕打仗。他说起第一天轰炸的时候，双手抱住肩膀、眨着大眼睛做出发抖的样子。“那你会不会不喜欢美国呢？”我问。他没听懂，皱着眉头听同伴的翻译，然后说他也不知道。我又问他，长大了想做什么。他认真地想了一下，笑着说：“踢足球。”
我们要的轮胎没货，店主记下了型号，让我们明天再来。我们开车路过一个丁字路口，发现有许多车停在路边，很多伊拉克人拿着各式各样的容器，忙忙碌碌地往返运着什么。“抢东西的！抢东西的！”我们把车停下，想要拍这个场面。萧燕先下车，说他一个人去就可以，让我留在车上。可是过了没一分钟他就比谁都兴奋地回来：“是白打汽油的！我们也打点吧！”萧燕从车里取了两个空油桶准备“参加战斗”。他把摄像机交给我，让我保存好。他跟着好多伊拉克人钻过了一个铁皮栅栏。
我就自己在车里坐着。起初看到周围都是伊拉克人，没有美军还有点担心，过了一会儿，就开始津津有味地观察起形形色色的伊拉克人。那个栅栏的开口太窄，如果有人进去，要出来的人就得等着。大家急于抢到免费汽油，可是在进出开口的时候竟然还很谦让。凑热闹的有许多孩子。他们帮着大人拿小一点儿的器皿。有一个也就10岁的男孩，抱着个显然是刚刚从哪里“捡来”的大衣架，要从栅栏里边出来。衣架竖着拿太高，横着拿太宽，怎么都出不来。小孩皱着眉头几乎快哭了。
他的样子那么可爱，我赶紧下车，撞上车门就拿着摄像机去拍这个小孩的困境。不一会儿，大概是他的家人过来帮忙，教他把衣架放倒，先把一头伸出去，人再跟着迈过栅栏。我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也走进了栅栏的另一边。
在一个类似水井井台的边上，许多人正从“井”里“打汽油”出来。他们用的工具都极其简陋，有的水桶已经漏了，汽油流得满地都是。旁边，萧燕正在几个伊拉克人的帮助下往我们的桶里灌汽油。我注意到大家都尽量找来比较大的容器装油，只有一个年轻人只灌了很小的一桶。我问他为什么只装这么少，他腼腆地一笑：“这是国家的财产。我只要够用的就可以了。”
他叫萨尔，是政府一家有线电视安装公司的技术员，今年31岁。他告诉我，这里原来是一个军营，所以有自己的油库。在战后所有的加油站都停业，人们只好到处自己找汽油，所以才会闯进来。而由于众多外国记者的需求，巴格达人把免费打来的汽油拉到黑市上去卖，就可以很容易地赚钱。“那你为什么不去呢？”我问，“现在也没人发你工资呀。”
他说，只有不爱国的人才会偷国家的东西去卖钱，而他依靠积蓄和家人的帮助，日子还过得去，希望有一天恢复工作靠诚实劳动赚钱。
萨尔邀请我们去他家看看。我和萧燕高兴地请他上车带路。打开车门，我突然发现，我的座位旁边空空的。“我的背包不见了！”我大叫。（17）
一个大约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急匆匆地奔到我面前。“他你是有时间去他家看看。他家的院子里有美军投下的炸弹。”萨尔帮我翻译。
走近伊拉克百姓
萧燕还不相信。可是真的没有了！我迅速地想着包里的东西：护照、绿卡、笔记本、照过还没冲的胶卷、钱包……有多少钱在钱包里呢？可是那已经不重要了。丢了绿卡我怎么回美国呢？！
这时萧燕说，他放在前排座位附近的照相机也不见了。“好在摄像机还在，我们至少还可以工作。”我劝自己，心想至少不用担心没办法向台里交待。
“好在车还在，没断了我们回去的后路！”萧燕说着，又在附近找了一阵子，希望小偷能把我的钱包拿走，但把护照和绿卡等证件留下。可是他没找到我的任何东西，只是在一个僻静的角落发现了一堆新的伊拉克军装和腰带等。我和萧燕各自挑了一条北京人说的“板儿带”拿走。萨尔什么都不要。
萨尔的家在巴格达北城的“新巴格达”区。一进门，先看见一个有葡萄架的小花园和几个好看的鸟笼，几只鹦鹉欢快地跳来跳去。听说有远自中国的客人来访，萨尔一家和邻居们都走出院子隆重迎接。他的父亲是一个看上去诚实和正直的退休木匠，母亲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家庭妇女。他的另外8个弟弟妹妹都因为学校停课而不得不留在家里。一家人因为在战前有所准备，早已储备了大量的面粉、饮用水和煤气等必需品。只是他们都担心街上危险，很少出门。必须出去的时候也是男孩子去跑腿，老人和女孩们都呆在家里。
巴格达大部分市民的住房十分宽敞，家家户户都是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我们先在客厅喝茶，又被让进里屋吃午饭。大家席地而坐陪我们聊天，萨尔的妈妈做了类似烙饼似的面饼和炒鸡蛋。我几天来一直吃罐头，第一次吃家里做的饭觉得格外的香。城区目前还停水，但是供电从今天起有限恢复，一天大概4个小时。我坐的地方正好可以看到电视。自从巴格达电视台被美军炸毁以后，居民就只能收到伊朗的德黑兰电视台一个频道，现在正在播放五角大楼新闻简报的片段。在巴格达看到我熟悉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实在有点滑稽。萨尔说，他家附近的银行遭到美军的轰炸被烧毁，他有1500美元的存款记录就这样付之一炬，从此无处查证。
我们的备用轮胎慢慢撒气，要走的时候不得不拉着萨尔带我们去补胎。在他家附近的一个修车店，当地人看到我们即使不说英语也过来打招呼。
我正和一群人站在街头聊天，一个大约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急匆匆地奔到我面前。“他问你是否有时间去他家看看。他家的院子里有美军投下的炸弹。”萨尔帮我翻译。“可是炸弹掉到他家，他怎么还安然无恙的？”我不明白。那人比画着说是没能引爆的哑弹。“他们也许想炸附近的其他设施，可是有一排炸弹都落在了居民区。我向美军报告，他们根本不理。”
在中年人和萨尔的引导下我们来到他家所在的欧贝利区。这是一个贫民区，房子都十分破旧。萨尔说，许多从外省来的出租车司机住在这里。因为汽油在伊拉克很便宜，开出租车是投资比较少、又容易赚钱糊口的职业。
在中年人家的前院，地上果然有一个洞。可以看到炸弹的底部。但这样的哑弹仅仅是不用力在上面踩就不会爆炸吗？说不定什么时候它自己就炸了。如果我们赶上这样的事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年人担心的也正是这一点。他说，附近的街区至少还有4枚这样的哑弹。我们又去另外的一家看，他们同样是每天提心吊胆地生活。这家人的穷困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屋子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纸糊的墙壁，点着油灯。一个大概一岁多的小女孩穿着脏兮兮的旧衣服，看到陌生人一直在哭。她爸爸说是饿的。他家院子里的一个角落有一个小水坑。起初我以为那里面已经发绿的水是这家人倒的脏水，但主人说这是他家的“蓄水池”，因为城里停水的时间太长，一家人喝的水和生活用水都要从这里过滤出来。我勉强没让他们看到自己想吐的样子，离开的时候，把我们带的矿泉水留了一大瓶给他们。萨尔还把刚买的烤饼留下来，说他很少见到这么穷的人。回到市中心，我们马上找到负责欧贝利区的海军陆战队分队报告哑弹的情况，问美军是否能派人去拆除。方便的是我们可以把刚刚拍摄的录像带放给美军看。一个叫克里斯蒂的海军中尉看过之后，马上向主管爆破的部门请示，说随后会派人去拆除。（18）
这是一所女子小学，许多女孩子的照片散了一地。一张张纯真的面孔，有的还围着穆斯林戴的头巾。
随美军参加一次搜查任务
按照台里的计划，我们应该明天离开巴格达返回科威特。所以舒尔茨中校今天特意安排我们，跟随一个巡逻车队参加一次搜查任务，更多地看看美军生活的各个侧面。我们一大早就来到萨达姆阅兵广场，向一位希尔迈斯少校报到。
希尔迈斯分配我们上一辆布莱德利装甲车。像男生的大学宿舍一样，车里也是这儿扔两个头盔、那儿丢一个背包。一排座位上扔着一本详细描述科威特和伊拉克军队及装备的士兵手册。装甲车上的机枪手就站在车正中好像天井的地方，我们坐在座位上只能看到他的脚。
“咣啷”一声，装甲车的后门像渡船的踏板一样徐徐升起来。等它“砰”的一声盖在门框上，车内顿时一片漆黑。经过了几乎是无限长的时间，装甲车终于停下，我迫不及待地走出来，发现几辆军车停在一条干净整洁的街上。装甲车的噪音已引得一些住户出门观看。
参加行动的美军迅速地冲进一所学校。我们紧随其后。进了教学楼，在几间教室里看到堆积到房顶的各种子弹箱、肩扛迫击炮、炸药等常规武器。
在一间可能是校方办公室的房间里，我们看到了学生登记簿。这是一所女子小学，许多女孩子的照片散了一地。一张张纯真的面孔，有的还围着穆斯林戴的头巾。在另一间教室里，陈列架上放着学生们制作的动物标本。在学校的后院，我们找到被改装以后用来袭击美军的民用车辆，找到一大堆被伊拉克士兵丢弃的军装。美军说，他们会乔装成平民撤退。
两个当地人来到学校感谢美军运走这些弹药，同时也问什么时候来水，什么时候来电，学校什么时候开学。一名军官详细地记录着和他们的谈话，还向他们征求如何改进工作的意见。
搜查行动结束，美军要返回驻地了。当地居民有的送来自家烤的奶油曲奇答谢美军，有的携一家老小站在门口送行，几个小男孩抱个足球向开动的坦克和装甲车频频招手。可是重型军车轧坏了人行道的边缘，还有人念叨着许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还是要靠自己解决。
下午在吕丘露薇雇的翻译家吃午饭。告别同事，我们去原来买烤鸡的小店给第二旅的官兵买些烤鸡“打牙祭”。我看他们每天最关心的两件事除了猜测自己什么时候回国就是晚饭会吃什么。
买来烤鸡几乎使我们成为驻地的英雄，官兵的赞誉不绝于耳。我告诉他们，应该给五角大楼联名上书，表扬我们“拥军爱民”的事迹。
“可是五角大楼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写信该寄给谁呢？”几个士兵显然从未碰到过这个问题。
我意识到，并不是每个士兵、甚至每个军官都可以进入五角大楼的，于是就告诉他们我平时去听简报的经历。
“你说我们找得到萨达姆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吗？”一个士兵问。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了一下，结论是：打仗是第三师的任务，剩下的其他问题应该交给第四步兵师或是其他来接手的部队解决。
官兵们给了我们太多帮助，我们能够感谢他们的另外一个办法是，允许他们借我们的卫星电话打电话给家人报平安。这是比买烤鸡更受欢迎、更令他们珍惜的回报方式。古诗中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第二旅的士兵大部分自从1月起就没有再和家人联络，经过了一场战争，他们的家人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所以，自从听说我们可以让士兵打电话，我们住的会议室外每天晚上就排起队来，许多人激动得还要事先列出讲话的提纲。起初我们没有限制通话时间的长短，但是第一个打电话的周林一下子和他女朋友说了20多分钟。我不得已一再暗示他挂线，可是他每次说完“我必须要挂了”，就又接着说：“宝贝别哭，我很快就回去了。”我和萧燕算了算，卫星电话打一分钟是6美元，如果照这样打下去，每人打一次花掉凤凰卫视1000元人民币，我们的会计不把我们吃了才怪！于是我们规定每人不得超过5分钟。大家欣然同意，这样排队的时间也不会那么长。（19）
当我远远地从伊拉克境内望见科威特一方的科威特国旗时，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终于回来了！”我欢呼着，两个月以来第一次感到安全。
终于回来了
2003年4月19日伊科边境
我找不到最佳的词句描述士兵和家人重新联络上时激动的情景。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我尽量离开他们一段距离。可是我又不由自主地想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太多次，他们告诉我，妻子或女朋友其实什么都没说，只是一直在哭。太多次，他们说因为打过这几分钟电话，他们可以在巴格达再坚守几个月而不必想家。但是，也有一名士兵打过电话后脸色反而相当的难看。“出了什么事？”我问。
“我岳父说，我老婆跟别人跑了，”他面如死灰，“而且怀了人家的双胞胎。”
因为明天一早就走，我们今晚和官兵们告别。我们把这些天做的新闻录像放给他们看。虽然没有逐句的翻译，但是他们看到熟悉的人和建筑还是会会心地笑出来：“那么多中国人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样子吗？”他们会问。然后他们也放了一个电影短片给我们看，这是几个战士在科威特没事的时候，用摄像机和计算机剪辑软件制作而成的“故事片”。
舒尔茨中校晚上特意来饯行，送给我和萧燕一人一枚第三步兵师的徽章做纪念。我向他挤挤眼说，别忘了给老婆打电话报个平安，他搪塞着说，“有缘就过，没缘分也不要勉强。”
在大部分美军还在熟睡的时候，我和萧燕已经在收拾行李了。卷起睡袋，把头盔和防弹衣装车，扔了吃剩的罐头……我给官兵们写了一封感谢信，说我们没打招呼就悄悄地来了，现在又不能告别就悄悄地走了，希望他们不会介意。我代表所有的同事和观众感谢他们在这次战地报道中对我们的支持，给我们的方便，希望他们有时间去看看中国，也给我们一次做东招待的机会。
我们从已经乱得不成样子的食品袋中，挑出一盒巧克力留下，就开车离开了驻地。在过驻地大门的岗哨时，我们和在几辆坦克上值班的士兵挥手告别。我心情压抑地想着：今天下午我们就不会像往常一样回来了。
我们的车一会儿被夹在两栖战车、一会儿被夹在坦克车之间缓缓行进，战车上美军愉快的心情一览无遗。他们有的坐在车顶悠闲地喝着矿泉水，有的向夹道欢送的人们扔一些糖果和零食，好像在庆祝活着打完了这一仗，终于离开了是非之地。伊拉克人也不像仅仅一周前看到的那样紧张，许多人微笑着向美军招手，小孩子跑来跑去的，热闹非凡。
车过巴格达的拱形城门，我不停地回头望着，回想起刚刚到达这里的那个傍晚。老实说，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期待些什么。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要为自己的生命担心。
巴格达一行会给我、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改变呢？
也许，作为记者，我可以说我参加了美军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随军采访；我走近了、结识了许多人心目中神秘和陌生的美军；我为中国的观众及时了解伊拉克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作为一个人，我亲自走入了一个历史事件，一场战争的中心。我看到美军执行任务时的恐惧，看到伊拉克人度日谋生的艰难。我看到不论是谁都有相同的渴望，都希望生活稳定、家庭幸福；但是这个世界上又有太多的无知、误解和不公正，而由此衍生出来的问题肯定不是巴格达一役能够解决的。
伊拉克北部比较湿润的地带现在已经逐渐变成了沙漠的风景。我仍担心在路上会遭到袭击，所以一路上都穿着防弹衣。不知什么原因，我好像很疲倦。反正有萧燕在开车，我索性就一直在睡觉，直到接近科威特边境才完全清醒过来。
这时候再看到路过的军车，我已经完全没有了一星期之前的兴奋：我们已经去过巴格达了！油然生出一股圆满完成任务的得意，仿佛近两个月来吃过的苦头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
当我远远地从伊拉克境内望见科威特一方的科威特国旗时，我长长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终于回来了！”我欢呼着，两个月以来第一次感到安全。